在中華歷史長河中，唐代法治文明宛如一顆璀璨的星辰，散發著獨特的光芒。2024年央視熱播的電視劇《大唐狄公案》引發了人們對唐代法治文明的濃厚興趣與深入思考。唐代作為中華法治文明的黃金時期，以其完備的法律體系、嚴整的法律制度，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奠基性的地位，成為后世研究和借鑒的重要典范。狄仁杰這位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憑借其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在歷史的畫卷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被譽為“中國的福爾摩斯”，這一美譽的廣泛傳播得益于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小說《大唐狄公案》。《大唐狄公案》以其精彩的情節、生動的描寫，將唐代的法治文明展現得淋漓盡致。
細讀《大唐狄公案》，可以發現不少反映唐代審判制度的生動場景，包括官吏斷案、公堂審訊、秋審制度等，勾勒出唐代司法體系的層級性與專業性。在唐代，地方司法機構與中央司法機關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上下聯動的司法審判體系。在《銅鐘案》中，狄仁杰不顧危險，在起更時與隨從親赴圣明觀勘驗，撬開銅鐘驗尸辨骨，這一情節并非簡單的文學創作，而是暗合了唐代縣令“躬親獄訟”的職責要求。在唐代，縣令不僅負責地方行政事務，還承擔著司法審判的重要職責。他們需要親自審理案件，了解案情的細節，以確保司法的公正與準確。這種職責要求體現了唐代對地方司法的重視，也反映了唐代司法體系中基層司法的重要性。而在《鳳印案》中，狄仁杰準備將康執宜的罪行上報刑部及大理寺，請求啟動三司會審為皇后正名，這映射出唐代御史臺和刑部、大理寺聯合審理重大特殊案件的“三司推事”制度的權力制衡設計。大理寺是唐代的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地方州縣上報的案件；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三司推事”制度通過三個部門的相互配合和制約，確保了重大案件的審判質量，體現了唐代司法制度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大唐狄公案》對唐代刑罰制度的文學化處理尤為經典。《迷宮案》生動完整地描寫了倪琦與李黃氏被押送至法場當眾執行死刑的全過程，符合唐代死刑執行“凡決大辟罪皆于市”的規定。《四漆屏》中滕侃縣令將柯夫人與肖亮判處死刑后報請刑部批準的情節，對應了唐代“三復奏”“五復奏”的死刑復核程序。《唐六典》卷六記載：“凡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三復奏”是指死刑案件在執行前一天可以允許復奏兩次，執行死刑當日仍可復奏一次，請示是否執行；“五復奏”則是對于在京執行的死刑案件，處決前一天兩復奏，處決日當天三復奏。此制度系唐太宗后悔錯殺大理丞張蘊古而設，除皇帝本人擁有最高的死刑復核權外，刑部、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也從司法、立法、行政等不同角度在死刑復核的法定程序中發揮重要作用。這體現了唐代的慎刑傳統和對生命的尊重，以及對司法公正的重視。
《大唐狄公案》在案件設計中巧妙融入律法援引、罪責對應、寬嚴相濟等唐代刑法原則。在《湖濱案》中，狄仁杰決定以“反坐法”為由先行捉拿有殺人嫌疑的劉飛波，恰是《唐律疏議·斗訟律》中“諸誣告人者，各反坐”的活學活用，“誣告反坐”的原則體現出唐代對偽證罪的嚴厲處罰力度。罪責對應、寬嚴相濟原則是唐代法律的重要原則之一，它強調犯罪行為與刑罰處罰之間應當相適應，即重罪重罰、輕罪輕罰，這一原則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除夕疑案》中，狄仁杰發現王么哥有重大殺人嫌疑，將其拘押而展開訊問，但隨后嫌疑解除，狄仁杰阻止衙役繼續施加棍棒，命令釋放王么哥和家人，并和顏悅色地安撫他們迎新年。這暗合了《唐律疏議·斷獄律》關于訊問的規定：“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訊。違者杖六十。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唐代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案件當事人的基本人權，從一個側面體現出恤刑和人文關懷的精神。而在《迷宮案》中，倪琦叛國謀反的行為，依《唐律》本應以凌遲論處，印證了唐律對“十惡”重罪堅持嚴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的倫理化立法特征。但由于其父倪壽乾作為朝廷功臣留下遺書為兒子緩頰，倪琦的刑罰因而減為斬刑，這充分展現了“寬嚴相濟”的司法原則。小說將唐代法律規定與實際案件相結合，生動地展現了唐代刑法的具體應用，這種律法援引的方式，讓讀者深刻感受到唐代司法審判的嚴謹性和規范性，以及其中蘊含的價值取向。
《大唐狄公案》還系統展現了唐代訴訟程序與證據制度，包括證人制度、物證觀念、口供地位。在《四漆屏》眾人當堂對質的情節中，唐代“據眾證定罪”的證據規則得到充分演繹。在唐代的訴訟程序中，證人證言是重要的證據之一，根據法律規定，對于一些案件，需要有多個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才能認定犯罪事實。然而，小說對證據制度的藝術化改造頗具深意。在《雨師迷蹤》中，狄仁杰引導啞女黃鶯兒通過寫字做證的情節，既突破唐代“廢疾者不得為證”的律文限制，又隱喻司法者對“情實”的超越性追求。在唐代，法律規定廢疾者不得作為證人，這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或精神狀況可能影響證言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但在小說中，黃鶯兒通過手寫、畫圈的形式做證，最終幫助狄仁杰查明了案件真相。這一情節反映了唐代證人制度在實際應用中的靈活性和變通性。
《大唐狄公案》的故事情節體現出了唐代法律制度禮法結合的特征。在唐代，禮是社會的基本準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唐律》逐漸吸收了秦漢以來歷代封建王朝司法的經驗，將禮的精神和原則融入法律條文的靈魂之中，使法律成為維護禮的重要工具，被后人評價為“一準乎禮”。禮在唐律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唐律要以建立特權、打擊違反禮數行為等手段鞏固封建禮制，例如“八議”（源于曹魏《新律》）、“五服制罪”（源于西晉《晉律》）、“官當”（源于北魏《北魏律》），這體現了禮所強調的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
《大唐狄公案》作為以唐代名臣狄仁杰為原型的公案小說，通過其曲折的案件、理性的推理和對審判過程的生動描寫，展現了唐代法治文明的豐富多彩。狄仁杰在小說中被塑造為明察秋毫、鐵面無私的清官形象，他不僅嚴格依法斷案，更兼顧人情與倫理道德，體現出儒家思想與法家邏輯的融合。這種人物設定寄托了傳統社會對司法官員的理想化期待，強調司法權的正當性來源于官員自身的德行與才能。在傳統社會中，百姓往往將司法公正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希望他們能夠主持正義，為民申冤。狄仁杰的形象正是這種社會期待的集中體現，他成了正義的象征，深受百姓的愛戴和敬仰。
此外，小說中的司法過程融合了西方懸疑敘事和東方文化背景，雖然與真實唐代司法實踐存在差距，但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法治公正的訴求。在實踐中，司法活動往往面臨各種干擾因素，如政治權力、經濟利益、人情關系等，導致司法公正難以完全實現。因此，作者通過狄仁杰的形象與斷案方式以及“大團圓”式結局，闡發讀者心中對正義的追求和期盼，展現一幅公正與法治并存的理想司法圖景。這種理想司法圖景不僅是對唐代法治文明的一種藝術化呈現，也是對人類追求正義的一種永恒表達。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深入剖析《大唐狄公案》所反映的歷史細節，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華法治文明，發掘中華法治文明的豐富內涵，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與法治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王渤飛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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