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20年來，全球知識生產不斷增長，以至于當今世界的知識豐富程度史無前例。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大衛·貝克（David P. Baker）等人在《全球大科學：大學、研究合作和知識生產》一書中提出，這種知識增長現象的核心是大學的成功及其與科學之間的緊密聯系，即“大學—科學模式”。知識生產建立在高等教育與科學共生關系的基礎上，尤其建立在來自不同大學的科學家之間的全球性科研合作上。為了研究知識增長與高等教育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大學在促進新興知識型社會形成方面的作用，本報記者采訪了有關學者。

知識增長受多重因素影響

英國牛津大學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西蒙·馬金森（Simon Marginson）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過去120年里，知識生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這是因為，隨著工業的演進和政府的發展，對科學知識以及與高水平知識相關的認證需求日益增長。此外，全球各地的現代化發展也加快了這一進程，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出現催生了對科學技術技能的需求。自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時代結束以來，在推進國家建設的背景下，涌現出了一大批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現在是全球科學領域的主要參與者，在一些科學領域居于全球領先地位。

隨著學校教學能力的發展和大學參與程度的提高，科學教育規模的擴大為先進科學成果的生產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許多國家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馬金森表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主要是通過其在科學研究中發揮的作用來衡量和理解的。與此同時，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全球科學的可見度和集成度，科學知識積累的過程本身也促進了知識增長。知識增長不僅受到物質條件和物質激勵的驅動，科學對話中的認知交互也可以進一步刺激知識產生。此外，國家科學系統間相對開放的邊界以及支持科學合作的政府政策（雖然這在一些西方國家受到質疑），都有利于科學網絡、相互認可、彼此合作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知識增長。

澳大利亞聯邦大學副校長鄧肯·本特利（Duncan Bentley）告訴本報記者，摩爾定律表明信息技術發展呈指數級增長，揭示了信息技術進步的速度。信息技術支撐著每個學科對新知識的不斷探索。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技術轉讓和知識共享，推動了技術創新。此外，教育的大規模變革以及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使知識的空前增長成為可能。在此過程中，大學可以深入參與社區建設，使科學知識隨處可及。因此，知識增長必須建立在大學與社會進行深入文化接觸的基礎上，并使人們認識到“大學—科學模式”對人類福祉和發展的有益影響。

關于知識增長的多重因素，馬金森認為，按重要性排序是對科學的好奇心、資本積累、對社會發展的普遍渴望、建設國家的動力、建設有聲望大學的動力。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為彼此提供了條件，但也存在不同之處。知識增長既源于資本積累或建設國家的動力，也是由致力于圍繞調查、發現、解決、理解等目標進行科學活動的科學家本身所驅動的。

大學與知識生產同步增長

本特利表示，科學方法是知識增長的基礎，社會的進步證明了“大學—科學模式”的成功。在過去120年里，全球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普遍采用了科學方法。無論是以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的形式，大學提供了被全球接受和認可的知識發展體系以及博士培養等相關模式。一個成功的社會，必定會在大學與政府、私人與非營利機構的研究和開發合作方面投入大量資金。而政府提供的大多數研發資金都需要大學的參與才能被合理使用，原因很簡單，大學的嚴謹性和誠信聲譽已被證明是具有顯著社會效益成果的催化劑。

大學將知識生產和科學發展的不同參與者連接在一起，為未來的研究人員提供教育和培訓，為研究人員開發新知識提供資源和時間，并作為獨立機構為嚴謹的科學方法和科研誠信提供必要支撐。大學還將研究、開發和商業主體聯系起來，以便科學發現可以應用于社會并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大學現已成為全球知識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本特利也強調，知識的大規模發展始于教育的早期階段，必須在整個教育過程中予以重視。在早期教育中，向學生展示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學科的重要性并培養其創造力，是通往成功的知識型社會的有效途徑。

在馬金森看來，大學和知識生產的同步增長并非巧合，它們為彼此提供有利條件，但兩者的關系更為復雜。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資助大學發展的公共和私人能力許可的情況下，人們渴望改善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全球知識經濟政策傾向于鼓勵政府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但在馬金森看來，城市地區底層家庭培養孩子的需求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除了最貧窮的國家，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最終都會滿足這種自下而上的需求，進而推動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在推動科學知識增長的過程中，大學的擴張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最重要的原因。因為，在大學之外，諸如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研究所、實驗室以及私營企業等都在開展科研活動，力圖獲得新的科學發現。

馬金森表示，大學在為科學研究、工業和政府培養一代又一代杰出科學家方面發揮的作用，可能是其在科學領域最重要的作用；大學也是一國與他國科學體系間的關鍵樞紐，影響著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全球科學知識體系。然而，許多國家的大學和科學領域正在受到更大程度的政府干預，跨境合作關系正在被重新規范。一種更為本土主義的做法開始出現，例如，美國政府尋求在科技領域與中國“脫鉤”以阻礙中國的發展，這大大降低了知識的流動性和自主性，破壞了自由的學術交流和全球研究合作。在1990—2010年間，全球各國對國際化的支持幾乎是一致的，如今這種支持已經開始破碎，迫使各國大學面臨選擇的壓力。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新自由主義未能實現全面繁榮的承諾，以及中等收入國家的崛起。

以政策激發大學的潛在貢獻

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學人文與傳播藝術學院前院長馬特·麥奎爾（Matt McGuire）表示，知識經濟側重于加速技術和科學進步，而研發活動產生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催生新的企業、新的產業和新的經濟機會。大學的使命是通過研究發現新知識，并通過教學傳播這些知識。當然，需要參與這一過程的不僅僅是STEM學科。雖然科學和技術在研究的發現、發展階段很關鍵，但仍需要人文社會科學來轉化這些研究。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未來就業報告》指出，未來五年勞動力最重要的技能是分析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然后是技術素養，而分析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恰恰是主導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的關鍵。此外，政府也要為大學研究提供足夠的資金，重點關注構思新想法、新產品，并將其應用于現實環境所需的技能。

科學技術知識和能力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隨著越來越多的生產在知識密集型工業部門進行，這種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不過，馬金森認為，大學并不能直接推動經濟發展。換言之，大學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沒有國家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和科學方面做出的努力，就無法推動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如果政府簡單地認為，只要向大學投入更多資源，就肯定能在經濟增長或產業重塑方面獲得回報，這種觀點是不準確的。想要充分激發大學的潛在貢獻，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必須伴隨其他環環相扣的政策。出于同樣的原因，經濟發展僅依靠市場力量也是不夠的，關鍵因素是國家監管以及所有相關組織之間的綜合協商和靈活且不斷完善的規劃。在治理過程中，特別需要密切關注自下而上的激勵與自上而下的協調相結合的方式。例如，確保信息在兩個方向上的有效流動。這種方法對于大學和科學的發展是必要的，正如其對于經濟和政府的作用一樣。

作者：王俊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