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密疏有間、時起時落，從張騫出使西域到鄭和下西洋，表明古代中國持續(xù)存在對外交流的史實。中外關系史（原稱中西交通史）是中國對外交往的歷史，自馮承鈞、張星烺和向達等前輩奠基以來，已成為重要的專門史。自中外關系史學會于1981年成立后，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使中外關系史的學術涵蓋面和影響力日增。作為中外關系史的一支，中非關系史研究從無到有、不斷拓展。古代中非關系源遠流長，大致經(jīng)歷了漢代、唐代、宋元、明清時期。

中非關系源遠流長

漢代中非關系研究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中非關系的起始時間、非洲地名在中國的出現(xiàn)、對漢代移民現(xiàn)象的推測。關于中非關系的起始時間，學術界有兩種觀點：始于漢代或漢代以前。孫毓棠是漢代中非關系的探路者，認為中國和埃及在漢代已有商品交易與文化交流，這種關系始于張騫出使西域后不久，并特別提到絲綢之路的北、南和海路三條通道。沈福偉則認為，中非交往始于春秋戰(zhàn)國，埃塞俄比亞在公元100年派使者抵達洛陽，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非洲國家。

有的學者強調不應忽略民間交往，并認為這種關系始于張騫通西域之前。漢代典籍中的“已程不”被疑為希臘語“埃塞俄比亞”的譯音，“兜勒”被認為是阿杜利港，“西王母”指統(tǒng)治麥羅埃的庫施女王。另一個問題是早期移民。“驪靬（黎靬）”被視為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其人是羅馬戰(zhàn)俘中的埃及人。居延漢簡有關黑膚色的記錄、各地黑膚人存在的史實、廣州漢墓中類似黑人的土俑均引發(fā)了熱烈爭論，這些深目高鼻的黑人土俑被認為可能來自西亞和東非。此外，東漢畫像石上具有長頸鹿特征的動物以及國外多種證據(jù)，均表明中非關系史的久遠。

唐代中非關系有所推進

對唐代中非關系的研究集中在三方面：古籍中的多個地名、中非商貿交往、被稱為“昆侖奴”或“僧祇”的黑人來源。

杜環(huán)或許是首位到過非洲且留下文字記載的中國人，《經(jīng)行記》提到了“摩鄰”。國內外史學界對此有各種理解，如張星烺的摩洛哥說，以及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的曼迪或馬里等說。《新唐書》所載“老勃薩”是阿爾及利亞特萊姆森的譯音。《酉陽雜俎》記載了“撥拔力國”的風土人情，此地被視為索馬里的柏培拉。臺灣學者陳信雄認同格倫維爾關于當?shù)厝耸邱R薩伊部落這一觀點，實為國外漢學家誤譯所致。“三蘭”為東非沿岸地名，有多種說法：澤拉港、黑人居住區(qū)、桑給巴爾、坦桑尼亞。三蘭國的行程以倒敘記錄，似為轉述。

非洲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中國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和錢幣。中國從非洲進口的商品則多種多樣，主要有珍寶、香藥和阿拉伯地區(qū)的各種特產。中非貿易或開始轉向東非，或通過間接貿易抵達東非。

典籍中有被稱為“昆侖（奴）”或“僧祇（奴）”的黑人，其來源說法各異。張星烺認為，昆侖奴由阿拉伯人輸入中國，為非洲黑人。此觀點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同，但也有不同意見。然而，論證切忌僅強調有利于自己的證據(jù)，而忽視不同觀點的材料。有鑒于此，多元來源說應是更合理的解釋。這一時期的中非關系確實有所推進。

宋元時期中非來往增多

宋元時期的中非交往繼續(xù)推進，海上交通已成事實。交游互訪和官方活動增加，中國對非洲的認識有所提升，貿易頻繁、著述甚多，如《嶺外代答》《諸蕃志》《島夷志略》等。《宋史》中的“層檀國”指吉達或桑給巴爾。汪大淵游歷亞非，其《島夷志略》留下珍貴資料。《異域志》提到諸多非洲地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對中國印象深刻，回國后口述游記，有節(jié)選和全譯中文本。宋代，大食遣使來華達54次，有的來自非洲。

元朝與非洲多國有外交往來。阿拉伯和西方地圖根據(jù)中國地圖將非洲尖端指向東方，元代李澤民和清濬繪制的非洲地圖則將尖端轉向南方。到了元代，中非海上交通已設三條航線。中非貿易存在四種方式：朝貢、市舶、民間和轉口貿易。中國的絲綢與瓷器在輸入非洲的商品中最受歡迎。非洲15個國家均發(fā)現(xiàn)瓷器，并出土了大量宋代錢幣，僅在少數(shù)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絲錦。北京大學與肯尼亞考古學家于2010年在肯尼亞發(fā)現(xiàn)了北宋瓷片和宋元的龍泉窯瓷。2017年，中山大學與肯尼亞國家博物館等單位在曼達島有各種發(fā)現(xiàn)。宋元時期，戲劇影戲、火藥、印刷術、紙幣、指南針、驛傳制度以及一些醫(yī)學技術傳入埃及，阿拉伯的天文、歷算、占星、醫(yī)學著作和埃及的建筑術傳到中國。

明清時期進一步發(fā)展

明代，中非交往進一步發(fā)展。學術界對這一時期的研究集中在地圖上出現(xiàn)的非洲地名、鄭和下西洋與非洲的關聯(lián)、明代貿易及瓷器在非洲的發(fā)現(xiàn)。《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提及了非洲地名、長頸鹿與風土人情，學術界對這些著作的研究更為詳盡。《大明混一圖》引起了學術界的濃厚興趣。學者們對明代典籍中的非洲地名進行了研究，鄭和非洲之行是關注焦點。學術界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爭論，例如，鄭和首航非洲是在第幾次、非洲之行的航線有幾條、《鄭和航海圖》涉及多少非洲地名、引進的動物有哪些。北京大學的考古團隊在肯尼亞發(fā)現(xiàn)了明初官瓷，反證了鄭和下西洋時曾到達當?shù)亍！睹魇贰诽峒暗挠罉纺觊g來貢并于后來復貢的日落國亦思罕王使團，似來自西非桑海國的阿斯基亞王朝。關于非洲東南海岸的一些問題，仍需深入研究。例如，肯尼亞帕泰島的桑加人（Shanga）傳說其祖先來自上海，這也是桑加人這一名稱的來歷。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抵達莫桑比克后，送給當?shù)厝艘路�和食物時，當?shù)厝吮硎疽郧坝腥藦臇|方乘船來，并送過同樣的禮物，因此對他的禮物不以為然。

清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作為被入侵的對象，清朝與非洲的關系受到制約、交往受阻，但并未全部停止。學術界對這一時期中非關系的研究，集中于對相關著作內容的解釋和早期華僑社會的相關問題。18世紀，中國的著作提到了好望角、毛里求斯、開普等地名，例如，樊守義的《身見錄》、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謝清高的《海錄》和王大海的《海島逸志》等。學術界對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證實17世紀澳門航船已抵達非洲沿海，例如馬斯喀特、莫桑比克等；18—19世紀，澳門到歐洲的航線途經(jīng)莫桑比克、科摩羅群島、毛里求斯，澳門—南亞的航船竟然停靠毛里求斯。非洲和中國分別遭受殖民入侵后，黑人較多出現(xiàn)在中國。葡萄牙殖民者將黑人奴隸帶到中國沿海地區(qū)。當時，鄭氏家族對戰(zhàn)斗力極強的黑人巧加利用并取得成功。澳門的黑人有時與中國人聯(lián)合，并以特有方式反抗葡萄牙人。清代不少華人移民非洲，其早期來源需要厘清。對非洲早期華人，特別是東非海岸、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留尼汪等地的華人移民先輩及其來源的研究，仍在繼續(xù)。

中外關系史研究前途無量

從中外關系史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應擴大視野，加強知識積淀，將中外關系史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這一領域的研究應具備中國史、外國史和全球史的視角，因為中外交往的歷史與當時全球局勢以及中國和目標國的局勢緊密相連。國家之間的關系固然是中外關系史的重要內容，但移民問題也不容忽視，因為移民是中外關系的實踐者和溝通者。

在使用史料時， 我們要盡可能核對原文或原件。地名的準確性十分重要，一些非洲地名因翻譯年代和使用地域不同而有別。對于外國學者有關中文典籍的譯文或說法，我們不宜盲從。唐代段成式所著的《酉陽雜俎》記載了西南海中的撥拔力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shù)倍”，一般認為此地是索馬里的柏培拉。非洲考古專家認可此觀點。格倫維爾完全受漢學家翻譯的誤導，“潔白端正”被夏德（F. Hirth）和柔克義（W. Rockhill）譯為“clear-skinned and well-behaved”，戴聞達（J. Duyvendak）認為是指無花柳病和貞節(jié)。膚色相貌成了道德評判。事實上，馬薩伊人膚色為黑色，與“其婦人潔白端正”不符；16世紀，馬薩伊人才越過赤道進入坦噶尼喀東北部。因此，早期史料的中外文翻譯實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外關系史的史料具有多元性，猶如待發(fā)掘的富礦。唯有多培養(yǎng)青年人才并對這些資料合理利用，中外關系史研究才能前途無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諸文明在印度洋地區(qū)的交流交匯研究”（23&ZD324）階段性成果）

（作者：李安山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電子科技大學協(xié)議教授、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原會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