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史料決定學術體系的厚度與深度，而學術體系則賦予史料以新的內涵、視角與圖景。程章燦領銜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提煉出“文獻文化史”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文獻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獻”，由此“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獻現象，也可以看到文獻史所凸顯的文化特性”。作為重塑傳統文獻學研究的“文獻文化史”體系，同樣離不開基礎性史料的支撐，其學術旨趣是建構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傳統論述框架。《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史料輯要》（程章燦、許勇編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以下簡稱《輯要》）就是課題成果的獨立組成部分。

南京大學有著悠久而深厚的古代文獻學傳統，涌現出諸如盧前、劉國鈞、李小緣等優秀學者，在中國書史、圖書館學及文獻學等方面取得了厚重的學術積累。之后，又有程千帆、徐有富等振芳塵于后，尤以撰著《校讎廣義》蜚聲海內外。這種探索求變和守正出新的學術熱忱，凝結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十卷本的集體成果里。

《總序》以期許而前瞻的筆調，稱文獻文化史的學術建構，對于認識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特點，認識中國古代文獻的發展變化及其文化價值，具有顯而易見的意義。這也提供了理解《輯要》學術意義的語境：一是自覺繼承南京大學古代文獻學傳統的歷史性審視，二是對構建古典文獻文化史學術體系基本史料輪廓的學理性追求。《輯要》的史料選編特別是分類編排及中外學人論著提要的編纂，就體現了歷史傳統與學術追求的融合統一，不是為編史料而編史料，而是有服務文獻文化史學術體系的思考，有彰顯史料新的文化意義的思考，當然也有以文獻文化史為媒介，用史料溝通中西、搭起文明互鑒橋梁的思考。《輯要》從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傳統出發，檢視廣義校讎相關的各類史料，努力讓史料在“流動”的文化傳統里“活起來”。

史料甄選寓有深意

《輯要》選入的每條史料均經過縝密思考而寓有“深意”。舉例來說，“文獻生成”第四“雕版印刷”，選編了葉夢得《石林燕語》中論述宋代雕版印本的史料。人們習慣上將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視為有功于文獻傳承和文化傳播的行為，但宋人葉夢得卻“現身說法”，指出雕版印刷帶來的文化弊端。比如，士人因易于得書而不再著意于讀書，朱熹也有類似意見。再者就是雕版印本盛行導致各種古抄本日亡，印本里存在的訛誤也就無從糾正。再如“文獻整理”第二“校勘”，選編了葉德輝《校勘》和陳垣《校法四例》兩篇史料，前者更多代表了傳統學術視域中的校勘圖景，包括“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亦論及活校與死校兩種古人校書法。后者同樣植根于傳統典籍整理的學術實踐，但總結出來的四校法——對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卻洋溢著現代學術旨趣和科學理性的光芒，成為校勘學的經典話語。可見，是否有文化史的關懷和觀照，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文獻學的廣度和溫度。

“文獻收藏”第二“私藏”，選編了洪亮吉《北江詩話》論藏書家有“數等”的史料，包括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和掠販家五等。習慣性的解讀往往糾纏于哪一等更高明，認為洪氏本人推崇考訂家和校讎家，賞鑒家和掠販家似乎難登大雅之堂。如果轉換到“私藏”的視角理解這篇史料，則有新的體會，即洪氏實際概括出古代構成“私藏”的五種角色，他們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方面作出了各稱其職的貢獻。中國自古就有濃厚的士以弘道的文化傳統，私藏在賡續文明傳承脈絡中的價值意義理應受到重視。

“文獻載體”第三“金石”，選編了馬衡的《金石學之定義及其范圍》。傳統的器物之學如何走向科學的金石學？這篇史料給出了答案。又如，“文獻收藏”第五“公藏”，選編了羅振玉的《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雖稱以“私議”，實則是公心，圖書館這種舶來品開中華文化新風氣。該史料揭橥了文獻資源從“私藏”到“公藏”的思想觀念的轉捩。選編史料需要站在文獻文化史的角度才能夠理解何以選編、選編何為，文獻文化史的視角給予這些史料特定的學術內涵和文化意義。可能是限于體量的原因，《輯要》似乎漏編了個別史料，如盧前的《書林別話》是民國學人談雕版印刷技藝的重要材料，其詳細度遠逾前人所述，不應有失。

注重文獻史與學人精神史的結合

典籍是載錄文化的載體，賢人是傳承文化的主體，典籍與賢人是物與人的深刻交集，恰好揭示了文獻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本質。文獻走向文化史視域，很大程度上是人建構的結果，這本身也是文獻文化史的要義之一。“文獻生成”第四“雕版印刷”，選編嚴谷聲的《保護雕版工藝建議》，呈現的是雕版技術從文化需求到文化傳統的轉變。同樣的眼光還表現在“文獻整理”第一“匯集”，選編張元濟《印行〈四部叢刊〉啟》，開篇所寫“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不免催人淚下。以張元濟等為代表的古文獻家矢志古代典籍珍本的匯編保存，其對中華文化的摯愛躍然紙上。同樣的，“文獻流散”第二“散佚”，選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那種對珍貴敦煌文獻散佚外邦的悲嘆和遺憾，閃現的是有志之士對祖國文化遺產的熱愛。此外，“文獻整理”第五“考證”選編的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序》，則表現了學人“穿透”文獻故紙堆的求索精神。以這些史料為例，可以看到《輯要》選編特別注重文獻史與學人精神史的結合。注重文獻的精神文化本質，是建構古代文獻文化史學術體系的創新點之一，相信也是未來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方向。

分類編排守正創新

《輯要》在選編史料的分類編排方面也有守正出新的學術特性，《總序》用“首次建構了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傳統論述框架”予以總結和評價。史料的分類共計五類，即文獻生成、文獻載體、文獻流散、文獻整理和文獻收藏，符合文獻發展過程的學術邏輯和歷史邏輯，也不再拘泥于《校讎廣義》所列的版本、目錄、校勘和典藏四編。文獻史的起點是“文獻生成”，“生成”是目前文史學界的“熱詞”，代表了前沿的學術方向。“文獻生成”詳列“書寫”“傳抄”“刻拓”“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基本對應書籍史的抄本時代和刻（印）本時代，稍顯復雜的是“刻拓”，它究竟應劃歸抄本還是刻本時代有待于進一步揭發。

“文獻載體”是文獻生成后賴以流通的媒介物，書中列舉“甲骨”“簡帛”“金石”和“紙”四類，特別強調“金石”媒介的作用。文獻的生成與流通，不可避免地帶來“文獻流散”。為了避免“文獻流散”，就需要各種形式的“文獻整理”，書中列舉“匯集”“校勘”“輯佚”“辨偽”和“考證”五類，認為“匯集”更強調“書”之編纂，“聚集”更強調“書目”之編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文獻整理不同于古籍整理，前者包括原生性（經過各種加工）成果和再生性成果，涵蓋范圍大于古籍整理，如“辨偽”和“考證”就屬于再生性成果。最后是“文獻收藏”，編著者列舉“官藏”“私藏”“書院收藏”“寺觀收藏”和“公藏”五類，基本囊括了各類藏書形式。隨著域外漢籍研究的方興未艾，是否需要單列一類“域外收藏”，值得思考。

彰顯學術體系的開放性

西方書籍史的視角推動了中國古代文獻與社會文化歷史關系的研究，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本土學者在書籍史方面的探索。全書彰顯了古代文獻文化史學術體系的開放性，選編了一些西方學者論著，如法國費夫賀和馬爾坦合著的《印刷書的誕生》，認為該書開辟了此后各種書籍史，如印刷品使用史、出版文化史、閱讀實踐史、寫作文化史之先河。這對于拓展中國古代的傳統文獻學研究無疑富有啟迪色彩，即將各類物質性文獻置于文化史氛圍里進行考察。比如，南宋杭州的雕版印刷業，從政治角度觀察，代表了官方許可的文化形態；從經濟角度觀察，杭州是當時的經濟中心，集聚了豐富的刻工、紙張等物質資源；從社會角度觀察，杭州居住著各類社會群體，所以各種類型需求的書籍均有刊刻，刻書坊為避免競爭，又存在著分工合作的現象。相較單純研究南宋杭州刻本的文物價值、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顯然是一種視域上的“躍進”。

此外，蘇珊·徹尼阿克的《中國宋代書籍文化與文本傳播》，討論了宋代印刷技術與校勘學的關系，認為印刷書使校勘學變得實用而多樣化；卡斯頓的《莎士比亞與書》討論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作家的影響力離不開出版商、印刷商等非文藝界力量；賈晉珠的《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周紹明的《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等，都是綜合運用經濟史、社會史和文化史視角研究書籍的代表性著作。再如坦瑟勒的《分析書志學綱要》等也值得一讀，有助于在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中看待書志學和校勘學取向的差異。而錢存訓的《書于竹帛》，則是以竹帛為考察對象的物質文化史方面的名作。相信中國的文獻學研究者，在閱讀這些論著的過程中，定會更加堅定中國文獻研究的學術自信。

（作者：劉明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