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任曉的《中國國際關系學史》，該書時間跨度從民國初年到2020年。學術史，通常被理解為“研究之研究”，往往聚焦各大學術流派、重點論域及名家大師。該書雖大體不脫離這一框架，但不少地方另辟蹊徑，獨具特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研究之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突出特點。

第一，呈現學科全貌。國際交往古已有之，國際關系思想更是源遠流長，為何國際關系學只有短短百年歷史？加拿大學者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一語中的——因為直到1919年國際關系才正式“成為一門學科專業，在大學里建立起來了，而之前不是這樣”。正如山東大學講席教授秦亞青在序言中指出，不少學術史研究對教育體系、專業機構、學術期刊等此類學科內容之外的部分多有忽略。但該書對上述“邊緣地帶”也都做了大量探索，對于呈現出一幅完整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地圖具有重要意義。

比如，在高等教育與人才培養方面，該書提及早在民國時期，大學的政治（學）系便開設了相關專業課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大學與外交學院先后創設，前者是第一所以社會科學為主的新型綜合性大學，后者是第一所外交學與國際關系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專門院校。1964年，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設立國際政治系。改革開放后，不僅外交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恢復辦學，北大和復旦也開始招收國際政治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并帶動越來越多的單位加入國際關系高層次人才培養的行列。此外，還有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項目陸續出現。進入21世紀，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規模更是蔚為大觀，擁有學科點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越來越多，學生數量急劇攀升。再比如，盡管新一代國際關系學者對譯著的依賴日益降低，譯書卻是中國國際關系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從改革開放前著名的“灰皮書”系列，到后來琳瑯滿目的各類譯叢，該書用了不少篇幅介紹和評價不同時期的學術翻譯。

第二，追憶學人風采。該書雖然不是為學者樹碑立傳，但也穿插了不少對各時期學人的評介。這些內容不僅能夠增長后輩學者的見識，只字片語中也時不時流露出作者的真摯情感。陳翰笙、金仲華、宦鄉、何方……該書不僅記錄了這些前輩學人的學術貢獻，也展現了他們的人格魅力。比如，身為國際知名學者的陳翰笙先生不僅開創了中國人擔任美國刊物編輯的先河，而且在抗戰期間發表了大量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英文文章，在國際社會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作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兩次飽含深情地談及英年早逝的同輩學者——曾任南京大學世界史專業教授的任東來。第一次是將任東來《政治世界探微》一書列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進入21世紀以來的重要著述之一，稱贊“所論問題均極精彩而到位，展現了一位中國學者的學術功力”。第二次是在對21世紀以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翻譯引進工作的評價中，作者以任東來關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中文翻譯的討論為例，肯定中國學者在譯書過程中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可以看到這位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對西方術語有比較深入的把握和理解”。作者對這位雖談不上聲名鼎沸，但在學術上認真執著的同行的激賞與惋惜溢于言表，也使該書透出一股人情味。

第三，關注學說創新。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國際關系學中意義最為重大的一個發展，是在創建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方面邁出了穩健步伐，并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換言之，經過幾十年的探索，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終于實現了從“我注六經”到“六經注我”，再到追求自成一“經”的巨大跨越，該書比較忠實地記錄了這一進程及相關成果。作者不滿于一直甘當西方理論的“學徒”，早在20多年前便旗幟鮮明地主張“中國人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要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學說，不要總是跟著別人走。一言以蔽之，要有我們中國人的理論貢獻”。作者身體力行，最終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中的共生理論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興起”一節中，作者一共評介了四種主要的原創性理論，分別是趙汀陽的“天下理論”、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秦亞青的“關系理論”和“上海學派”的“共生理論”。其中，“天下理論”強調“天下無外”作為中國人的世界觀，超越了西方人習以為常的國家維度，故而“天下理論”從根本上講不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世界政治理論。“道義現實主義”以中國古代國際關系思想與實踐為根基，通過引入政治領導與戰略信譽這兩個新變量，建構起解釋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新的理論框架。“關系理論”借助“關系性”這一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理念，確立了關系性的本體意義，進而構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關系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共生理論”既借鑒了現代生物學—社會學—哲學的相關成果，也吸收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要義，特別是“共生型國際體系”的命題“跳脫出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窠臼，為中國理論的成長提供了又一種路徑”。

當然，該書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中國國際關系學的開端值得進一步考證。既然作者表示努力向前追溯中國國際關系學史的開端，那么可否明確一個中國國際關系學史的時間起點或標志性事件（或者若干選項），比如某大學成建制地開科授業或者巴黎和會刺激有組織的國際關系研究。事實上，該書對民國時期國際關系專業教學與人才培養的敘述相對單薄。若能考證出中國國際關系學史的具體“出生年月”，在書名后加上年代區間，進而在附錄中編寫大事年表，將使該書在體例上更加完整。

其次，該書部分章節的謀篇布局可以進一步優化。比如第五章第六節“‘先秦國際法’的再發現”，讀起來與前后章節不太融合。雖然作者的本意應是闡明“先秦國際法”在21世紀初重新引起學者的關注，但該書援引的兩部主要參考文獻——陳顧遠的《中國國際法溯源》和徐傳保的《先秦國際法之遺跡》——均為出版于民國時期的作品。因此較好的處理方式是將這一節的主體歸并到第一章“民國時期國際關系學”的國際法部分，將今人的評述壓縮后挪到最后一章關于重新“發現”中國思想文化的段落。

最后，該書列出的四種“中國學派”的代表性原創成果有待進一步甄別。具體來說，“道義現實主義”與“關系理論”大致屬于同一類型，雖不乏源于中國歷史文化的素材，但更多遵循了西方理論的建構邏輯。“天下理論”和“共生理論”則明顯屬于另一板塊，“（實證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色彩較淡，“中國”的色彩更濃。

但無論如何，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亦步亦趨的現象正在減少，開始擁有自己標志性學說和自主話語權的中國學界，整體上的學術自覺與自信正在增長。從長遠來看，構建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推進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知識創新、理論創新與方法創新是一條必由之路，《中國國際關系學史》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作者：胡勇 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