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八《虞夏商周之治》僅3支簡，共104字（含重文1處）。原無篇題，由整理者據文意擬定。該篇多涉上古三代禮樂制度，相關內容可與《墨子·三辯》《韓非子·十過》《淮南子·齊俗訓》《儀禮·士冠禮》及《禮記·明堂位》等文獻合觀。自簡文刊布以來，學界對其主旨及性質探討歧說紛然，未有定論。

為便于討論，現將整理者釋文迻錄于下，個別字詞釋讀參考諸說，擇善而從。其文曰：“曰昔有虞氏用素。夏后受之，作政用俉，首服收，祭器四璉，作樂《羽籥》九成，海外有不至者。殷人代之以三，教民以有鬼畏之，首服作冔，祭器六簠，作樂《韶》《濩》，海內有不至者。周人代之用兩，教民以儀，首服作冕，祭器八簋，作樂《武》《象》，車大輅，型鐘未棄文章，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

批判禮樂與節用裕民

整理者認為，本篇以虞夏商周禮樂由樸素走向奢華，以致從夏代的“海外有不至者”到商代的“海內有不至者”，再到周代的“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闡發崇簡戒奢的治國思想（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中西書局2018年版）。王寧進一步指出，其目的在于表述一種財用觀念（《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治〉財用觀念淺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8年9月26日）。馬文增提出不同觀點，認為簡文意在以虞夏殷周為實例而言治天下之道有“變”與“不變”之理（《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六題》，《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相較而言，前兩說更為妥帖，因為節用裕民是清華簡治道理念的重要內容，在其他篇章中亦多有體現。如清華簡六《管仲》桓公問管仲施政之道，管仲答曰：“斂之三，敷之以五，其陰則三，其陽則五。是則事首，惟邦之寶”；清華簡八《治邦之道》主張慎用民力，“度其力以使之”“資裕以易足，用是以有余，是以敷均于百姓之兼利而愛者”；清華簡九《治政之道》批判在位者“聚厚為征貸，以多造不用之器，以飾宮室，以為目觀之無既”。

在節用裕民舉措中，儉省禮樂祭祀又是重要內容。如清華簡八《邦家之政》所述“邦家將毀”諸多緣由，其中就包括“其宮室坦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縟，其禮采，其樂繁而變，其味雜而齊，其鬼神庶多，其祭拂以不時以數”。清華簡八《治邦之道》亦提到“不厚葬，祭以禮，則民厚”。不過僅就禮樂器服而言，《虞夏殷周之治》節用主張的針對性更強，其他簡文除批判禮樂繁縟外，還涉及宮室、飲食、服飾等日常奢靡之費。

以史為鑒 虛實結合

《虞夏殷周之治》并非直接批評時政，而是以史論政，這繼承了西周的史鑒傳統。就目前刊布的清華簡來看，很多篇目都蘊含較為濃厚的史鑒意識。如清華簡一《祭公》“嗚呼！天子，鑒于夏商之既敗”；清華簡二《系年》“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清華簡五《殷高宗問于三壽》“診夏之歸商”；清華簡九《治政之道》亦云“昔夏后作賞，民以貪貨；殷人作罰，民以好暴。故教必從上始”，“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盡自失秉”，“遠監夏后、殷、周，邇監于齊、晉、宋、鄭、魯之君”。但《虞夏殷周之治》呈現的是虞夏殷周“四代”史觀，這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傳世典籍中較為常見。

不過，《虞夏殷周之治》有關“四代”表述并不一定符合歷史真實。簡文提到殷人“作樂《韶》《濩》”�！白鳌庇惺甲髦�意。但實際上，“韶”并非殷商時作，而是虞舜之樂�！吨駮�紀年》即提到帝舜有虞氏“作大韶之樂”，《說文解字》亦云“韶，虞舜樂也”。至于《韶》與殷商的關系，傳世文獻多記述為商湯因循韶樂。如《墨子·三辯》商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呂氏春秋·古樂》“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簡文作者言殷人作《韶》，或為了與夏“作樂《羽籥》九成”、周“作樂《韶》《濩》”相對，追求句式齊整而混言之。

道乎？墨乎？

至于《虞夏殷周之治》學派屬性，目前主要集中在道家與墨家兩端。石小力指出，簡文反映了道家崇儉戒奢的治國思想（《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尉侯凱認為，簡文與墨家節用尚儉的思想更為切近（《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補釋一則》，《簡帛》第2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前說似將簡文“素”字與道家見素抱樸思想相聯系；后說則認為簡文與墨家節用、非樂等主張相契合。兩種觀點的論據都不夠充分。尚儉節用是夏殷周三代以來的政治傳統，為當時諸子普遍接受的共識。因而由尚儉節用很難判斷文獻的學派屬性。

但這是否意味著簡文性質難以確定？并不盡然。若從《虞夏殷周之治》對禮樂的認識與態度著眼，或有新的認識。簡文所述夏殷周三代禮樂制度多見于儒家禮類文獻。如簡文提到的夏“首服收”、殷商“首服作冔”、周“首服作冕”，與《儀禮·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相參看。其中，“首服”指稱冠戴服飾，可與《周禮·春官宗伯》“其首服皆弁绖”相聯系。再如，簡文提到的夏“祭器四璉”、殷商“祭器六簠”、周“祭器八簋”，可與《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合觀。

由此不難推斷，簡文作者對儒家禮儀及其經典較為熟悉，不排除為儒士的可能。但簡文將禮樂作為批判對象，又不能體現出儒家注重禮樂的特質。這兩者是否相互矛盾？其實，簡文作者可能是荀子所謂“俗儒”，他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于世俗矣”，以至于“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于墨子矣”（《荀子·儒效》）。因此，簡文很可能由儒家“繆學雜舉”一派所作。他們不固守禮樂圭臬，能夠圍繞現實政治需求，對禮樂有所損減。如此，上述所謂矛盾之處即可得以解釋。

該篇雖簡短，但末簡有絕止符，內容較完整。賈連翔稱，在清華簡未公布的篇目中還有一部分竹簡與《虞夏殷周之治》篇的編痕、契口及竹節位置相同，劃痕也可貫聯，推測可能屬于這卷竹書（《戰國竹書整理的一點反思——從〈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三篇的編聯談起》，《出土文獻》第13輯，中西書局2018年版），《虞夏商周之治》很可能是一卷竹書中的一部分。此外，簡文篇幅太短，又以“曰”起句，并未提及論述具體對象。因此，該篇單獨成篇可能性較小，似可將其視為某篇的一部分。如此，“曰”前無言說對象之由即能得以解釋，或因承前省略，又或前有相關指稱，但尚未發現。唯有待簡文篇卷明確后，方可對其文本性質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劉子珍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