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播學學術話語的跨文化傳播，包括其處境生態和問題意識，是中國學術話語國際傳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2018年和2019年是非常獨特的年份。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同時也是傳播學介紹進入中國40周年；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8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政府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10周年。這些重大時間節點都和傳播學有密切關系。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就是傳播學被引進中國；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對于信息傳遞規律高度重視；伴隨中國經濟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成為在信息傳遞領域政策和實踐同步前行的結果。從學術視角來看，從傳播學被介紹引入中國開始，它自身就是跨文化傳播的過程和結果，是需要從跨文化傳播學的視角進行通盤審視的。遺憾的是，4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傳播學無論從學科、學術、理論，還是從話語（包括評價體系建設）等方面來看，似乎對應了兩句話，一是“還沒想好就出門了”，二是“因為走得太遠而忘了為什么出發”。

我們似乎在不清楚什么是傳播學的時候，把傳播學引進中國。這個“不清楚”，是指沒有看清楚誕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傳播學所具有的宣傳實質，沒有看清楚特定國家對傳播學理論起點的界定和頂層設計，沒有看清楚傳播學諸多學術假設的理論適用性和政治正確性，沒有看清楚傳播學的引介需要跨文化傳播的視角。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傳播學領域的學者不如社會學或政治學領域的學者能更清楚地看到，發展傳播理論其實與冷戰期間西方文化的國際傳播是互為表里的。如果沒有看清楚這點的話，也同樣看不清楚這一理論雖然是美國提出的，但十多年以后，上述狀況卻很契合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的現實。換句話說，當年發展傳播理論像神話一樣協助美國媒體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重新整合，只是其秉承的“負面新聞”（“人咬狗”理論）理念與傳播促進社會發展不僅無法實質性地契合在一起，而且將美國承諾的發展懸空了，而中國的建設性新聞學卻似乎在很好地踐行著當年發展傳播學的目標，這頗似成了歷史翻轉的課堂。

近年來，傳播學引進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我們需要打點行裝重新上路。我們需要考慮，當前我們想要從哪里出發。傳播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之前。最初來自異域的傳播學是被“代入”中國的新聞學，而傳播學研究也是由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將其背景知識和方法“代入”了傳播學。第二個階段，1996年開始的傳媒產業集團化改革，以及互聯網的逐步升級，使媒介從產業的角度成為我們的生存環境，這被稱為“媒介化生存”。我們生存在一個媒介化的環境里，現在媒介已經完全介入我們的生活。正如美國南加州安娜伯格傳播學院院長威爾森所說的“C@C”，其中第一個“C”是Communication，第二個“C”是Center。“Communication at Center”，意味著現在媒介或者傳播不單單融入了我們的生活，而且已經成為我們的中心了。第三個階段，從早年的媒介分離到網絡或者媒體的融合，直至現在手機成為人們的個人數字助理，傳播技術的變革決定了這一階段傳播學的發展。新興的信息與傳播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的發展速率呈現出由原先的相對平緩走向現在的急劇陡直的發展趨勢，技術更新的周期甚至縮短到1—2年。同時伴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愈加直接。微博、微信、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進入我們的生活，使新技術與我們的距離從“一步之遙”已經變成“一念之差”。就在一念之間，只要你采納它，你就已融入了，就逃避不了傳播作為中心的這種狀態。

這提示我們的是，雖然媒介存在了幾百年，但只有廣播和電視在戰爭和大選中的突出作用，才引發了來自社會各個領域更深入的觀察并誕生了傳播學；今天，傳播學的技術依賴性再一次通過日新月異的全球傳媒生態，將相對滯后的研究者和研究思路甩在身后。同時，我們已經開始逐步建構傳播學的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而傳播學也因其自身的獨特發展歷程和對解決現實問題的關切開始為自己贏得尊重。整個20世紀的文化哲學、社會學的諸多研究視角，甚至心理學和各種行為科學融會到傳播學這個領域之后，日益形成了一個多元交叉、開放包容的新興學科。由此，傳播學已經不再是我們原先所想象的那個完全純粹的“舶來品”。換句話說，在新生代學人應用新興的技術更新各種傳播理念、深入洞察國內國際傳播生態、對未來進行科學前瞻的基礎上，中國傳播學已經逐漸構建起自己的知識生產體系，也就是它的學術話語體系。

跨文化傳播視角下的中國傳播學術話語生產，其實質是新知識的生產。從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生產早期的知識，到后來“知識闡釋”的時代，再到今天無論國際形勢的逼迫還是中國內生動力的驅使，都急需新知識的生產。對于每一個新知識的生產，其新的形式或新的生態的打造，都需要一個發展過程，都需要一個原生動力。如今，中國國際傳播“一五”計劃已經完成，“二五”計劃接近完成，“三五”計劃如何完成？在學術話語國際傳播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傳播的生態，針對國內國際問題進行新一輪的傳播學和跨文化傳播新知識生產，推動學術思想的創新和發展路徑的探索。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姜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