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敘事傳輸（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理論，當人們被“傳輸”進故事當中的時候，注意力會完全聚焦于故事本身，信息分析的過程會轉變?yōu)椤皵⑹买寗印钡哪Ｊ健：玫墓适驴梢詼p少聽眾的負面認知反應，通過臨場感增強體驗的真實性，從而增強聽眾的認知參與感和情感參與感，促使其改變現(xiàn)實中的態(tài)度和信念。因此，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好的“國家故事”可以在敘事過程中載入象征性信息，將故事與更廣泛、更深入的價值聯(lián)系起來，從而增強故事的“說服力”，對其他國際行為體的認知與行為產生影響。

符號建構對國家敘事意義重大

國家敘事的形成需要依賴有效的符號建構作用。符號的使用關涉權力，是建構和重構特殊的主體性以及排除其他主體性的媒介和場所；符號具有關系性的結構特征，所體現(xiàn)出的差異性和相關性能夠建構特定的意義體系。利奧塔（J. F. Lyotard）提出，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靠“掌握不同財富和文化資本的個人或集團之間的語言游戲”而構成的整體，語言游戲將相互分裂或對立的各個成員或派別聯(lián)結成一個符號性的社會整體。因此，理解作為“符號性社會”的國際社會也需要依靠對“語言游戲”的分析和解剖。這也解釋了“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說，整個國際社會就是基于行為體間相互關聯(lián)、相互轉化的語言游戲而構成并不斷再生產的。

基于對國際社會和行為體間互動方式的符號性認識，“國家”不再僅僅是客觀的物質性實體，也是一系列自律的符號系統(tǒng)。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國家行為體可以通過使用特定的符號來隱性塑造相關規(guī)范與觀念，以引導國家行為體之間達成某種共識與信賴關系，而作為符號系統(tǒng)的國家形象也在這一協(xié)商過程中得以傳播。正如利科（P. Ricoeur）所言：“敘事是人類存在的根本意義所在。”國家行為體可以通過敘事建構自我身份與形象，在此基礎上理解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進而發(fā)起有意義的行動。“講故事”是國家建構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一國的主導性敘事往往能夠引導其他國家行為體從特定的角度理解其行為，而共同的故事情節(jié)則有利于喚起人們對未來的共同愿景，勾勒出實現(xiàn)這一愿景的藍圖，并確定沿途的關鍵里程碑。

在國際關系實踐中，敘事也是促進國家行為體之間知識共享、構建合作基礎的重要工具。好的故事有利于建立信任關系，傳遞隱性知識，并最終建構有效的情感聯(lián)系。國家敘事的本質是通過分享和傳遞知識傳播國家形象，最終在一般性的國家行為或者特定國家戰(zhàn)略的執(zhí)行過程中，有效達成行為目的。從這一意義上看，“講故事”的能力應被看作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形象的傳播需要通過一系列的符號敘事，以塑造、傳達特定的意義框架。

國家敘事向多模態(tài)轉向

隨著現(xiàn)代傳媒技術的發(fā)展，“符號文本”的形式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傳統(tǒng)社會中，書寫符號的出現(xiàn)使語言文本壟斷了意義表達的渠道。而在現(xiàn)階段的“視覺年代”，視覺符號正在超越語言符號而成為文化的主導形態(tài)。在現(xiàn)代社會，國家敘事的環(huán)境不再僅僅依賴言語實踐，很多時候也需要依賴網(wǎng)絡、電視、新媒體等方式的多模態(tài)傳播。如彭亞飛所說，隨著市民社會的興起和公民意識的覺醒，圖像日漸成為現(xiàn)代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典型文化表征和大眾文化生產方式。而隨著圖像影視文化的日漸成型與發(fā)展，整個世界可以在圖片和電影中得以呈現(xiàn)——世界變大，也在變小，人們的認知受到框定，從而導致新的見解和意義的產生。

對于國家敘事及國家形象傳播研究而言，克雷斯（G. Kress）和范柳文（T. van Leeuwen）所發(fā)展的社會符號學理論，從“多模態(tài)符號”的角度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分析視角和框架。韓禮德（M. A. K. Halliday）關于“語言作為社會符號”的思想以及他所提出的“系統(tǒng)功能語法”理論，為社會符號學的發(fā)展打下基礎。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首次創(chuàng)立，并在2000年以后得到全面發(fā)展以來，社會符號學理論一直是一種關注意義和傳播的社會理論。在社會符號學的理論框架中，具有不同意義承載能力的符號資源被符號制造者使用，以服務于特定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特定社會需求。

社會符號學理論框架依賴于四個基本理論假設。第一，社會符號學認為，意義制造的過程與方式總是多模態(tài)的，除了言語和書寫形式之外，意義的生成還借助于圖像、音樂、三維物體以及人的動作、目光、姿態(tài)等多種模態(tài)，所有這些模態(tài)都有可能為所建構的意義作出同等貢獻。第二，社會符號學認為，符號資源是人們在特定的社會語境中使用的，社會語境塑造了那些“可用于意義制造的符號資源”，并決定了這些資源的選擇與配置方式。因此，克雷斯提出，討論多模態(tài)符號資源在意義制造中所發(fā)揮的不同作用，首先需要探索不同模態(tài)之間在“表達觀點、立場、態(tài)度、事實”方面的不同潛力，即不同模態(tài)的符號選擇是為特定意義表達需要所服務的。因此，在社會符號學中，符號制造被認為是一個社會過程；“符號、模態(tài)和意義制造被視為相對流動、動態(tài)和開放的系統(tǒng)，與符號使用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第三，社會符號學提出了“動機化符號”概念，指出人們在“制造”符號的過程中，會在特定的社會語境中重新呈現(xiàn)、運作、安排最符合需要的符號資源，以滿足其在特定時刻希望重新表達的特定意義之需求。因此，在社會符號學的多模態(tài)分析中，形式（即能指）與意義（即所指）之間的聯(lián)系并不是基于索緒爾意義上之“任意性”的，而是具有明確的“動機性”。第四，社會符號學認為，符號制造者的“興趣”引導著其對于符號資源的選擇。根據(jù)克雷斯的解釋，作為社會符號學術語的“興趣”被定義為“在與其他社會語境構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個體在特定時刻對于自己與某一對象或事件之關系的真實闡述、表達”。

用多模態(tài)符號講好中國故事

國家敘事以“符號文本”的形式表征，具有情節(jié)、時間和意義向度。而隨著符號文本形式的“多模態(tài)轉向”，對國家敘事的研究必須對“多模態(tài)敘事”予以更多的關注。比如，作為視覺符號，對圖像的解讀是發(fā)現(xiàn)意義的過程——圖像與事物之間存在著表征與被表征、理解與被理解的關系，在受眾與圖像間的互動中加以體現(xiàn)。因此，在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關注視覺符號在國家形象生成與傳播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如何有效綜合運用語言、文字、圖像、音樂等多模態(tài)的符號資源建構高質量國家敘事模式、講好中國故事，是現(xiàn)階段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在今天的國際傳播語境中，國家敘事往往具有多模態(tài)特征，在敘事過程中可以綜合使用文字、圖像、聲音等多種模態(tài)的符號資源。同時，現(xiàn)代媒體的廣泛使用，使得多模態(tài)的國家敘事更加通俗化，更具傳播力。

當今國際社會圍繞話語權的爭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敘事之爭”。因此，面對當前國際政治話語場的復雜語境，我國應有效利用多模態(tài)符號資源和媒體資源，充分利用話語技術，建構、傳播我們自己的話語，講好“多模態(tài)”的中國故事，維護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研究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齊魯文化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建構研究（21DYYJ05）階段性成果）

（葛靜深 翟莉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外國語學院）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