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強調智庫的重要性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科學把握智庫建設的基本規律，這樣才能使智庫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智庫建設已經有數年，如果從一些地方研究機構在新智庫建設方面的先行先試算起，那么推進新智庫建設已有十多年。毋庸置疑，智庫對推進決策科學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僅僅強調智庫的重要性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科學把握智庫建設的基本規律，這樣才能使智庫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智”形成于完備的知識體系

智庫包括智與庫，智是內容，庫是智的儲備基地。所謂智，在漢語中表達的是聰明、智慧、計謀、知識等意思。那么，智從哪里來呢？就本體論的智而言，它只能來源于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之中。也就是說，一名智庫專家一定要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理論儲備和思想儲備。完善的知識體系是形成智慧的前提，缺乏這種知識體系，專家就有可能作出錯的判斷。當前我國智庫建設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專家年輕化，甚至一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既缺乏理論的深度、思想的厚度，也缺乏完備的知識體系，就開始做決策咨詢研究，名正言順地自稱為智庫專家。這很可能只是“出點子”的專家，但智庫并非只是“出點子”。智庫的所有報告都應該是言之有據、言之成理的。

近年來，我國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智庫界，都一直著力于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取得一定積極效果，但仍存在不足，這需要講述中國故事的人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理論造詣和思想厚度。話語的基礎是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底蘊，話語離開了這些基礎性的東西就軟弱無力，也就沒有任何穿透力。因此，不在于說得多少，而在于說得有理有據，有原創力。智庫若缺乏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底蘊，不僅沒有原創力，也會對國家決策產生誤導。

“智”體現在多中選優

智不是唯一性的方案，而是多樣性的選擇，是對同一問題的多種解決方式的可能性和系統性解釋，并通過專家用最簡潔的方式表達出來。任何決策都不可能是在唯一的方案中進行“拍板”，而是在多種方案中作選擇。對于國家而言，現實中的任何問題都具有復雜性，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多樣性的，決策者就是在眾多方案中進行成本、風險與收益的權衡。智庫專家就是盡可能把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路徑，以及不同解決方案的結果進行科學研究，并提交給決策者進行優化選擇。這就體現了決策的科學性。

如果智庫只是為了迎合決策者的偏好提交解決問題的方案，那么這種專家就不是智庫專家，而是逐利性的政策咨詢專家。一旦專家具有逐利性，智的多樣性就會被掩蓋在利益之下，所呈現出來的就不是在完備知識體系之下的科學性、系統性研究，而是對決策者選擇偏好的揣摩。這就不是國家科學決策所需要的智了。當前智庫建設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有獨到見解的問題分析。因此，智庫建設需要盡快出臺評價智庫水平的科學標準。

對未來進行科學預測

智庫不是對歷史的解釋，也不是對現實的揣摩，而是對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現象進行研究，達到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的目的，尤其是對問題的發展趨勢具有科學預見性的研究。從這一點來看，智庫真正回應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和西歐資本主義客觀實際的分析之后，才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兩個決裂”的現實必要性，以及未來“兩個必然”的科學預見性。智的成果不是隨意性的，而是基于完備的知識儲備，尤其是通過專家自身知識積累和社會總體性的知識積累，進行科學研究而形成的既有思想性又有現實問題針對性，以及對未來具有預見性的重要成果。因此，正如《呂氏春秋·察今》所說的，“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反觀一些國際關系的預測，急于對問題作出結論，也懶得進行科學、系統性的研究，急于表態和預測，某種角度上看：預測對了，自己一舉成名；預測錯了，自己概不負責，因而也無損于自己任何利益。這種不負責任的預測對國家決策來說有百害而無一益。

服務決策的智慧之庫

上述情況體現了智庫之庫的功能，是多樣性知識、多種理論、多種思想的存儲器，智庫之庫中的智就必然體現出多樣性、多元性的智慧。如果是單一性的智慧，智庫的供給也必然是單一思想、單一智慧、單一策略的供給。而單一性的供給，要么是對決策者偏好的迎合，要么是對問題缺乏詳細的調查研究。這兩種情況，都難以實現決策的科學性。在決策者即智庫需求方眼里，這樣的智庫或許可以應急，但絕對不能委以重任。況且，決策者都是掌控大局的人，他們深知任何問題的背后都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和一般人難以預料的前因后果。因此，決策者更樂意看到解決問題的多重方案，并從中選擇在當時條件下甚至是可預見的未來中的最優方案。

不過，智庫的思想和智慧，不能直接用于學科建設，而只能用來為決策服務。盡管智庫離不開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但智庫的思想與智慧都直接回應現實問題，特別是那些對外戰略方面的智庫成果更具有特殊性。強調這一點的目的在于，智庫專家不能輕易到高校和社會上去講課，不能把他們的成果直接轉化為用于學科建設和學生培養的學術性思想。也就是說，智庫成果與純粹的學術成果要嚴格地區別開來，以表明決策咨詢與學術研究的差異性和各自不同的功能。

另外，智庫應該具有包容性，能夠容納不同觀點及其智慧。當然，智庫的包容性要有一個前提，即所有的觀點和智慧必須以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底蘊為基礎。之所以有眾多的觀點和思想，不是因為價值取向的分別，而是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知識體系、理論體系為基礎而形成的不同看法。

有不少人片面地認為智庫只是為決策者“出點子”。事實上，基于閱歷和經驗提出建議的人不能稱為智庫專家，只有那些有專業素養、理論造詣的思想者才有可能成為智庫專家。生活閱歷和工作經歷可以對具體問題“出點子”，但它無法進行科學的論證，因而不能舉一反三，不能形成系統性的政策建議。擁有系統知識和專業素養的思想者，不僅能夠對具體問題提出建議，而且通過具體問題的決策形成某種決策思維，或上升為某種決策理論，其影響是長期性的、戰略性的。

因此，不能把智庫建設成為“社會科學工程學”，即僅僅就具體問題的應對提出解決的措施。智庫應該是各種專業人士的思想匯聚，通過不同思想的交流、不同視角的觀察，提供智慧供給的智慧之庫、思想之庫。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