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能夠吸引全球最優秀人才的地區將是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這是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威廉·克爾（William R. Kerr）在其《全球人才的禮物：移民如何塑造商業、經濟和社會》（The Gift of Global Talent：How Migration Shapes Business, Economy & Society）一書開篇中提出的觀點。如今，科技飛速發展、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以及全球貿易競爭加劇，正在推動全球人才鏈發生轉移。此前，亞洲留學生前往西方國家和地區學習后傾向于留在當地就業，但現在他們更多的是回到自己的國家或前往亞洲其他更具發展潛力的國家學習或工作。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校長蘭根·班納吉（Rangan Banerjee）也表示，全球人才正在向亞洲轉移，人才流動從過去的單向變為多向。圍繞人才全球流動的特征與趨勢等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學者。
全球人才流動方向更具多樣化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麗貝卡·科利（Rebecca Collie）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相較于眾所周知的供應鏈，學術界關于人才鏈的研究有待于進一步深化。人才鏈與傳統的供應鏈不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由人才、技能和潛力共同驅動，能夠為組織提供充滿活力的勞動力。還有一些學者將人才鏈稱為人才供應鏈管理（Tal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認為這是一種獲取、管理和優化組織員工隊伍的戰略方法。人才鏈將供應鏈原則應用于人力資源，將人才視為需要高效獲取、開發和部署的關鍵資源。
科利說，無論是人才鏈還是人才供應鏈管理，其研究對象都是人才。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報告《以人才為中心：制造業不斷演進的使命》（Putting Talent at the Centre: An Evolving Imperative for Manufacturing）顯示，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已整體放緩，美國71%的制造商在維持勞動力穩定性方面舉步維艱。只有那些轉變思維模式，將人才作為重點投資對象而非成本的企業才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未來工作中心高級講師肖恩·克魯格（Sean Kruger）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當前全球人才競爭正在重塑全球秩序，曾經單向流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地區的人才正在轉向其他區域，如亞洲。這一新趨勢將會使全球創新實現新的平衡，并可能改變全球影響力版圖。美國政府不斷調整的簽證政策正在阻礙人才前往美國，降低了美國的吸引力。與此同時，亞洲多個國家正在積極推出一系列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計劃，不僅為人才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水和科研預算，而且還制定住房、晉升等政策。
班納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技術和地緣政治是推動全球人才流動發生變化的兩大因素，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風險讓亞洲的大學在培養人才、應對全球問題（如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領域）方面迎來發揮主導作用的機會。他以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為例解釋說，10—15年前，該校多數優秀學生愿意赴歐美深造，而現在僅有約10%的學生選擇出國，多數學生更愿意留在印度，印度的創新和創業氛圍濃厚，創業生態系統正在蓬勃發展。
清華大學智能科學講席教授、智能產業研究院院長張亞勤在提及中國的人才流動情況時也表示，全球人才正在向中國傾斜。他提到，“25年前，很多成績優秀的中國學生會選擇去美國等西方國家求學，畢業后留在當地工作。如今，許多中國高校的教師會在西方國家和地區攻讀博士學位后回到中國繼續科研工作。而且大量優秀的中國學生更多地選擇留在中國繼續學習或進行科研工作，例如，清華大學計算機專業排名前20%的學生中有90%留在了中國，這是一種重大的轉變。現在中國的優秀人才已經具備國際頂尖水平，在人工智能領域，全球約40%的學術論文來自中國”。
亞洲逐漸成為全球人才新中心
隨著亞洲逐漸成為全球數字人才和創新的新中心，北京、班加羅爾和東京的科技企業創新活力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科利表示，相關數據顯示，亞太地區一共有14個城市躋身全球科技排名榜前50名，該地區正迅速成為下一代科技專業人士的聚集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和網絡安全領域。目前，受人工智能需求激增的推動，全球科技人才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與人工智能有關的職位數量正在增加，而傳統的信息技術行業的職位數量則正在下降。從全球風險投資（VC）交易排名來看，排在前十名的城市均位于亞太地區，中國的北京和上海、印度的班加羅爾和海得拉巴成為全球投資者重點關注的對象。日本和韓國的城市也在不斷崛起；新加坡雖然規模較小，但憑借高效、有利于創新的生態系統，對全球頂尖人才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對美國而言，全球頂尖人才的流失已經對其創新優勢產生影響，未來還會危及其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清潔技術領域的突破。美國的大學曾是全球的大學標桿，如今這一光環正在消退。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卡奈·奧茲登-席林（Canay Ozden-Schilling）表示，人才的到來推動著關鍵領域的創新，亞洲的大學正在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從全球范圍來看，人才的流動也變得更加順暢，推動亞洲國家建立了多個大型創新中心。
奧茲登-席林表示，美國對全球人才采取的“防御姿態”很容易使其在全球創新競爭中陷入孤立。隨著全球人才流動速度變快，世界正在經歷一場變革，過去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全球頂尖人才“最終落腳點”的舊觀念已不復存在。在新的全球競爭格局中，競爭的焦點不再是誰能制造出最快的芯片或研發出下一代疫苗，而是全球頂尖人才更愿意在哪里工作以及為誰工作。
班納吉表示，亞洲地區比其他地區更吸引人才的原因還包括，這些國家擁有完整的政策規劃、寬松的科研環境以及更具發展潛力的生態系統。例如，在創新與創業生態系統方面，印度推行“自力更生的印度”（Self-Reliant India）和“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 2047）計劃，目標是到2047年使印度成為發達國家，增強科技產業信心。中國也致力于自主研發，不斷形成了具有全球領導力的技術能力。
班納吉認為，更多企業轉移至亞洲地區是吸引全球人才留在亞洲的關鍵。印度眾多行業及跨國企業都在積極地與大學合作，為學生提供機會，氣氛活躍和氛圍良好的創新、創業和研發活動，使得學生畢業后能夠很快就業，更好地實現自身價值。張亞勤表示，中國的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等大型科技公司處于全球行業前沿，為高水平人才提供了大量機會，人工智能領域的初創企業也在持續吸引人才。中國的大學和企業能提供極具吸引力的薪酬，這對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很有幫助。
全球合作仍然很重要
盡管如此，中國學生和家長依舊看重全球經驗的價值。張亞勤說：“與其他國際學生協作、學會融入多元文化是學生們建立自信、培養全球視野和遠見的重要一環，這些互動與接觸意義重大。”
全球人才流動的轉變，究竟是短期現象，還是結構性轉變？班納吉認為，其中的關鍵在于制定相關政策，避免這種趨勢曇花一現。在班納吉看來，這種影響是長期的，一方面，美國在多個領域的不確定性還在增加，這將長期影響國際學生申請美國大學的心態。學生不愿看到，自己花費數年時間在海外求學但結果卻是要擔心自己的學業進展是否會受到嚴重干擾。另一方面，美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不少優質選擇且更符合他們的期望，更容易讓他們實現自己的目標和理想。
克魯格認為，全球的數字化轉型對人才來說既是機遇也是必然，亞洲地區的創新模式凸顯了未來的創新不再是集中式的，而是由全球性的、充滿活力的亞洲主導。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趙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滇公網安備 5304020200025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