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與公眾文化創造力

作者：王歡妮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創造力是人類最寶貴的品質。社會進步，依賴的正是人之創造力。長期以來，創造力的元理論研究集中于認知心理學的領域，該學科偏重從自然科學角度探究創造力的生成機制，缺乏對創造力本身的哲理深思。創造的前提是缺乏；創造的本質是對現存的否定。隨著大眾傳媒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全面和深刻，新聞傳播學研究者更應關注新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的影響問題。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的影響有何變化，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的影響有無規律可循，如何評價新媒體對人類創造力的積極和消極作用，亟待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

《新媒體與公眾文化創造力》一書，以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影響的歷史研究為出發點，圍繞新媒體影響公眾文化創造力的邏輯、新媒體使用者的文化創造力、新媒體時代公眾文化創造力的相關準則和規制等方面展開研究，通過分析新媒體和公眾文化創造力之間的內在關聯，提出了發揮新媒體積極作用促進文化創造的建議，為新媒體自覺服務于文化創造提供實踐指導，最終達到提升公眾網絡文化生活質量的目的。

該書將倫理學、新聞傳播學結合起來，立足現實，跨越多學科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從媒體考古學的視角探究傳播媒介在公眾文化創造中的不同作用

書中《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影響的歷史研究》一章，選取人類歷史上文化創造力相對活躍的幾個典型階段，探究原始媒介、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等不同類型傳播媒介在公眾文化創造過程中的不同作用，分析媒體介質的變化對公眾文化創造力所產生的影響變化，為分析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的影響奠定基礎。

作者認為，原始媒介既是信息本身，也是加工信息的工具。這并非媒介自身的功能，而在于人的“統覺”可以憑借自己的智慧和經驗，通過各類媒介創造出嶄新的文化樣式。原始顯性媒介的匱乏客觀上促進了隱性媒介被創造出來，這些形形色色的隱性媒介成為改造世界、文化創造的工具。原始媒介對世界的改造和文化創造，借助于人的統覺能力改變著原來的物質與物質的秩序，這種秩序性的變化正是創造的源動力。

和原始媒介相比，印刷媒介的信息具有高度濃縮的特征。如前所述，廣泛意義上的原始媒介采取“萬物皆媒”的原則，這與原始媒介不受客觀條件的更多限制有關。印刷媒介則沒這么便利，它從空間上對信息的容量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書籍的頁碼、畫作的尺寸、報紙的版面，空間的規定性決定了生產的科學性，對內容的篩選意味著信息的價值提高。這種空間的規定性使印刷媒介注重題材的專一和深度的解讀，作者必須在有限的篇幅內提供更多的個人獨到見解。可以說，思想深度成為印刷媒介與其他類型媒介的分界嶺。

電子媒介所塑造的思維方式可以調動人的大腦神經，激發他們的創造力。當電子媒介以逼真的動態圖像和具有情感的聲音同時刺激人們的感官時，這類媒介所營造的活躍氣氛可以同時感染無數受眾，他們受這種氣氛的影響，隨著電子媒介的議程設置，情緒發生相應的起伏。情緒起伏調動著人的神經中樞，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創造沖動和創造能力也超出平靜狀態的創造沖動和創造能力。

多維度地認識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影響的理論問題

該書《新媒體影響公眾文化創造力的邏輯研究》一章，把探討問題的學術邊界延伸到新聞傳播學、文化學和創造學交叉融合的跨學科空間中，以創造力勾連文化和創造，采用探索性研究法，將哲學、新聞傳播學、倫理學等學科知識交叉運用起來，多維度地認識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影響的理論問題。

作者認為，文化匱乏感與文化滿足感是公眾文化創造力的來源。互聯網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包括對公眾文化需求和文化創造方式的改變。在互聯網出現前，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具有較大的有限性；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方式和認知范圍，突破了傳統認知的無限性。隨著認知范圍的擴大，增加了公眾的匱乏感，包括文化需求的匱乏感。在一個全新的媒介環境下，人們感到前所未有的匱乏感，發現自己已知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相比，原來已知的東西太少，那些在網絡世界發現的未曾知悉的內容恰恰是自己需要而之前并未意識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媒介打破了人們的內心平衡，這個平衡的起點是某種平衡帶來的滿足感。

時間因素和空間因素是影響公眾文化創造的外在因素，受時間支配的媒介，它在公眾文化創造活動中呈現出節奏性的特點。所謂媒介節奏，是指媒介和公眾在長期的互動中表現出有規律的波動。不同的媒介形態所表現出的媒介節奏也不相同。網絡媒介將傳統媒體的周期性出版的時間縫隙給無縫連接起來，實現了24小時全天候的信息供應，公眾和媒介的互動進入了快節奏的互動之中。

公眾的文化創造需要在特定的空間進行，空間的特定性因創造主體所處的位置又呈現出很大的不確定性。媒介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提供信息，還在于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平臺”這個概念不能從單一維度進行理解，需要從多維的角度進行理解。也就是說，報紙版面、廣播電視節目和網絡頁面構建的是個多維的立體媒介空間，這里的“受眾”不再是單一向度的人，而是多向度的公眾，他們既在這個媒介空間獲取媒介信息，也在這個空間與他人進行交流獲取信息。

提出了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的相關準則，給文化創造力的評價提供參考標準

該書《新媒體時代公眾文化創造力的相關準則》一章，認為文化創造有自己的內在規律，新媒體時代公眾的文化創造積極性提高，文化創造需要遵循相應的準則，以保證文化創造活動健康有序地進行。

作者討論了幾個相關準則：1．模仿準則。文化創造需要模仿，模仿是公眾文化創造的前提。網絡媒介為公眾的文化創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伴隨這種便利而來的是文化創造活動中的簡單或低劣的照搬，甚至是剽竊他人的創意。文化創造需要模仿，模仿需要遵守相應的準則，保持在模仿中提升文化的品質。2．揚棄準則。創新與發展伴隨文化發展的始終。人們求新的欲望使文化創造力處于活躍狀態，文化創造既有從無到有的原創，更多是通過“加減綜合運算”的有增有減的揚棄式創造。3．價值準則。文化作為人類的精神財富超越了時空的局限，可以歷經千百年不會過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身的生命力，也是其價值恒定的標志。每個時代的人們都在為豐富文化產品而積極努力，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們，他們所創造的文化得以流傳的時間和地區不同，這是文化價值本身存在差別造成的。4．品位準則。所有的媒介都有教化的功能。媒介教化和學校教育以及媒體的宣傳不同，媒介的教化是以無形的形式間接實現的。媒介教化功能的強弱，取決于媒介承載和創造文化的能力。網絡媒介能否創造出反映當代社會特色且可以影響未來的文化，反映出時代特色需要注重文化創造的品位，這也是檢驗當代公眾文化創造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從法規和倫理的角度探究探討新媒體環境下公眾文化創造的規制

該書《新媒體對公眾文化創造力影響的規制研究》一章，認為文化的再創造（再生產）是在文化的流通領域（傳播過程中）實現的。文化流通領域所聚集的人越多，文化再創造（再生產）的機會就越多。正如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電子傳播技術“提供了潛在的信息渠道，這些渠道可以通向多得難以置信的受眾；可以沖破圖書館的棚欄，向平民百姓傳播信息；可以通過示范表演來教授復雜的技巧；可以在演講時幾乎得到面對面的傳播效果”（[美]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金燕寧等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96頁）。文化在媒介提供的流通領域中被不斷地創造著，以制度的形式規范網絡媒介對公眾文化創造力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對公眾文化創造的保護。

作者提出文化創造和文化生產也需要納入法律的框架之內，尊重公眾的文化創造勞動和成果就是保護公眾的文化創造力。法律作為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體系，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規定社會成員行為的允許與禁止的邊界，通過強制手段矯正不法行為，使社會成員知曉法律而明辨是非，避免觸犯法律。公眾的文化創造活動也應在法律許可的框架內進行，法律的作用在于保護公眾合法的文化創造，禁止違背公序良俗的反文化的創造。

道德在人類創造活動中所處的位置究竟如何？作者認為社會要發展，創造力理應受到重視，這樣的重視需要擺正創造力、道德和思維三者的位置，道德應該居于核心的地位。對于公眾的文化創造活動而言，文化創造力和道德水準以及文化思維構成了文化創造的三位一體，倫理道德應居于核心地位。忽視倫理道德對公眾文化創造的統攝作用，文化創造將面臨尷尬的境地。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媒體法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